乡村医生岗位无人问 收入微薄吃自家饭干公家活

　　结构老化流失大“后继无人”技术差

　　记者在云南、贵州、四川调研时了解到，受经营收入微薄、养老保险缺失等因素制约，当地乡村医生队伍结构日趋老龄化，年轻乡村医生流失严重，陷入后继乏人的尴尬。目前，一些行政村甚至出现了“空壳”卫生室(站)，无法满足当地村民对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需求。基层干部群众呼吁，若不及时采取措施稳定乡村医生队伍，优化队伍结构，三级卫生服务网络的“网底”将遭遇“人走网破”。

　　年轻村医无奈改行结构老化心态失衡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在一些交通不便、经济条件差的边远村卫生站，由于业务收入微薄，政府的经费补助不到位，个人生计难以维持，不少乡村医生无奈改行，导致人才流失严重。目前，坚守在乡村医生岗位上的，大多是年龄在50岁以上的老同志。

　　走进四川达县君坝村卫生站，两张乡村医生的大照片映入眼帘：刘洲和刘光胜。刘洲是卫生站的站长，今年53岁，当乡村医生已经20多年了。他指着刘光胜的照片说：“他两个小孩子在读书，每个月房子按揭还要1000多元。村医的收入太低了，他上个月刚离开卫生室，到广东打工去了。我年纪大了，不然也出去打工了。”

　　贵州省卫生厅科教处处长刘岚说，农村兽医，政府每月还要补助250元，很多村医感慨，给人看病还不如给牲畜看病。保障低，上级医疗机构却对他们的学历、从业资格、服务能力、工作量等方面均提出高要求。因此，很多年轻一点的乡村医生，都愿意出去打工。“村医来自农民，他们最会算账，在沿海打工每月至少有2000元。”

　　在云南省，流失现象也很严重。富宁县田蓬镇木卓村卫生室刘国富医生说：“现在物价上涨，我们每月收入平均不到1000元，只能自己养活自己，很多人都不愿当乡村医生。”据田蓬镇党委副书记王盛开介绍，原碗厂卫生室村医杨明福，今年三月提出辞职申请，田蓬镇每年都有4—6名乡村医生辞职。

　　随着年轻乡村医生的大量流失，乡村医生队伍结构日趋老龄化，而且队伍的职业自豪感也开始大幅下降。“在二三十年前，村医与民办教师一样，都是村里的知识分子，都是‘半公家人’，社会地位比较高。”四川省卫生厅农卫处副处长周军说，“这几年，村医的收入下降了，事业变成谋生，职业自豪感肯定大不如前。”

　　偏远岗位无人问津“空医空壳村”屡见不鲜

　　记者调研时发现，随着原有的乡村医生日趋老龄化，新生力量因待遇差、条件艰苦又不愿意到村卫生站工作，致使基层乡村医生队伍后继乏人，一些“村医空白村”屡屡出现。

　　贵州省息烽县九庄镇距离县城仅32公里，目前共有22个村卫生室。早在2008年前，几个偏远村卫生室村医外出打工后，全乡有5个村卫生室有设备、房屋但没有乡村医生，成为“空壳村室”。

　　九庄镇乡镇卫生院院长宫勇告诉记者，医院一直为这5个村卫生室招聘村医，招聘标准为只要有医学中专学历，国家规定的“新招聘村医必须拥有助理医师资格条件”这项要求提都不敢提。然而，由于村卫生室地处偏僻，人口少，营业收入不高，一直无人问津。

　　今年4月，医院终于招到了两名村医。“这两人都不是主动应聘的，一个是来卫生院申请开办诊所，达不到条件；另一个是镇卫生院开展打击黑诊所和非法行医过程中，碰上的一个非法行医的小伙子。我们做了不少思想工作，他们才同意去当村医。另外3个卫生室至今仍然没有人。”

　　四川省卫生厅农村卫生管理处副处长周军说，虽然全省在大力推进标准化建设，但由于乡村医生收入微薄，在贫困山区、少数民族地区，“有室无人”现象仍然存在。

　　记者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昭觉县等地采访时发现，有的村卫生室设在农户的土坯房中，村医不会看病，只能开展部分医疗保健工作，大多数村没有村卫生室或“有室无人”。昭觉县常务副县长孙子史则说“老医生留不住，招年轻的乡村医生更是比登天还难。有助理执业医师资格的，一听说要到乡村卫生院，来都不来，都想往乡镇卫生院以上的医疗机构去工作。”

　　另外，一些技术相对较好的乡村医生，往往通过考试进入乡镇卫生院工作，这也导致“空壳村室”的出现。例如，赫章县水塘乡去年3名村医考上了乡镇卫生院，就导致3个村卫生室出现空缺，至今一直未找到合适人选。

　　学术能力集体“失语”技术“短腿”亟待弥补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由于吸引不到优秀人才，学历低、专业水平有限，也成为乡村医生队伍结构的一个特点。如何提升他们的技术水平，已成为影响当前乡村医生队伍作用发挥的一个关键点。

　　曾经当过村医的富宁县田蓬镇党委副书记王盛开告诉记者，他从富宁县职高卫生班毕业后，从来就没有系统地参加过培训，都是靠经验和以前学的那些知识。一年里，偶尔参加几天业务培训，常常都是看卫生局的通报文件。

　　贵州省鹿窝乡鹿龙村村医贺开勇说，卫生部门现在对村医的培训并不固定，需要根据上级指定的培训项目，下发指标到乡卫生院来分配。“近三年，我参加过临床医学实用技巧培训、中医实用技术推广两项培训，培训地点都在县城，每次培训两天，培训方式为请老医师或者现场放光盘，介绍一些针对常见病理的实用技术，以及相关理论知识。”

　　贺开勇等村医普遍认为，目前对村医的培训，除了机会少外，还存在两大方面问题：一是部分培训内容不适宜，有些培训课堂上放的是大医院的手术病例录像，在村卫生室的条件下根本没法实践操作，看了也没用；二是培训不系统，往往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学到的都只是些皮毛。他们建议，卫生部门制定培训计划时，更多地考虑针对乡村医生特点，制定系统的培训计划。“培训内容和方式也可多样化，不一定要将大家集中在一起，可以发放教育学习光盘，让大家在家自学或讨论，这都将会成为很好的培训方式。”

　　另外，由于经费不足，部分省市对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也不高，也直接影响乡村医生队伍的素质提升。例如，贵州省近年来在农村卫生人员培养的省级财政投入上一直为零，全部依托国家项目，如“两癌筛查”、“突发传染病判断和信息报告”等国家专项培训项目。而相邻省份，云南省每年投入达300万元。

　　操作不规范滥用抗生素医疗隐患突出

　　针对乡村医生从业存在操作不规范、滥用抗生素、医疗隐患突出等问题，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正试点推进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部分地区已取得初步成效。但由于国家和省级卫生机构缺乏针对性实施指导意见，基层推进“一体化”管理还存在困惑多、动力不足、基本药物价格偏高配送不畅等问题。

　　操作失当医德失范

　　记者走访发现，云贵川贫困地区的村卫生室，均不同程度存在行医不规范、滥用抗生素、乱输液、开“大处方”等问题，埋下医疗事故和疾病传染等诸多隐患。

　　在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双河乡一个村卫生室，三间光线黑暗的红砖房内虽然分别设置了注射室、药品室，但注射室的无菌操作形同虚设。三个医用托盘上放着棉签、酒精、镊子、剪刀等医疗器具，一团蜘蛛网就在“无菌区”上方，旁边地面上就摆着几只毫无遮掩的垃圾桶。而这种情况，在记者走访的许多乡村卫生室内比较普遍。

　　同时，除村卫生室医疗环境差外，更令人担心的是，记者所采访的大多乡村医生在诊治病人时，不戴口罩、手套直接与病人接触，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一旦发生职业性感染，卫生室可能成为二次传染源。

　　受访的多名村医表示，虽然卫生局经常发文件告知禁用药品和易过敏药品，但乡村卫生所的医生滥用抗生素的现象屡禁不止。本来普通的感冒吃点常见的感冒药几天也就好了，但一小部分乡村医生为了见效快、多盈利，就会直接给病人开出青霉素二、三代药物。

　　基层群众不合理的用药习惯，也间接导致了抗生素的滥用。贵州省赫章县平山乡村医朱勇说，现在很多村民来看病，都要求快速见效，恨不得打一针就药到病除，同时认为“贵药”就是“好药”，纷纷要求打比青霉素更好的抗生素，以免耽搁农活、延误病情“我们劝说无效的话，就只能按病人需求开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