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争水权拦水筑坝 只为挣钱不顾下游用水问题

　　马光远：如果一个合理的机制 建坝本身就是一个最坏的博弈

　　（《今日观察》评论员）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全球兴起从建坝走向拆坝，很多国家把自己建的坝都拆掉了。比如日本就拆掉了很多坝，对于必须修建的，日本对上下游之间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如果上游要建坝，那么下游缺水，上游就必须放水。如果权力和义务比较明确，那么建立水权，一方面可以确保上下游的人民能得到基本的生活用水；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浪费，但是我们现在不具备这个条件。

　　我们现在要改变以前通过建坝来界定水权的方式，另一方面，既然是共有产权、公共产权，那么建坝的本身就是上下游的一个共同行为，大家必须共同决定。如果上游要建坝，那么我们可以设置这么一个规则，就是必须得到下游的同意，才可以建坝，或者和下游之间达成一个水资源利用的协议以后，才可以建坝。如果没有这个机制，建坝本身就是一个最坏的博弈，也是最坏的办法。

　　俞孔坚：要在技术上做一些改进

　　（北京大学建设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 《今日观察》特约评论员）

　　我们现在做的坝都是高坝，结果下游一点水都没有。到现在为止，在浙江、皖南、江西的这些盆地里，有一些低的堰，就是只是截流一部分的水，翻过去的这部分水仍然给下游使用，而且低堰的好处是，它不会阻碍河流作为一种生物廊道的连续性，所以在技术上做一些以不破坏水系统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为前提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吴文良：政府本身有其协调职能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 《今日观察》特邀评论员）

　　一个河流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的起源，它的发展变化有一定的规律性，在这个基础上，就是一种协商原则，基本上都是用补偿的办法。对中国来讲，政府本身从国家方面，有一些协调职能。最近北京市从外面引水，这就是一种社会制度，它有这种优势的考虑。

　　张鸿：在争论之前 要有解决争议的机制

　　（《今日观察》评论员）

　　在争论之前，要有解决争议的机制，因为现在中国的水利是多头治水，或者是多龙治水，江河湖泊是水利部，但是城市自来水供水是建设部，污水排放是环保部，水质管理岸上是环保，地下或者沟道里边又是水利，地下水的矿泉水部分又归国土部门，它非常复杂。

　　这一条河的截流权力，建水坝、建大坝、建水库的审批权力又分四级，中央、省、市、县可以审批，所以这样就很难有一个终端的解决方案。现在基本上终端的解决方案是在这个流域的上游成立一个水利部的委员会，但它能不能非常好的把各方利益都平衡好，还是就是解决一下争端？以现在的这种形势，一定要在建之前，上下游之间有一个充分公开的利益博弈，甚至下游的老百姓可以通过一些法律的渠道来解决这种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