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南方谈话：当年流传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

　　邓小平在珠海视察江海电子厂时说：“不要争论是姓‘社’还是姓‘资’，只要有利于提高综合实力，要放手去做。”资料图片

　　早在小平南方谈话一年以前，中国曾有一场关于皇甫平文章的论争。署名“皇甫平”的这4篇文章，是《解放日报》组织发表的，传达的是邓小平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的指示精神，也就是1991年他在上海过春节的时候谈过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那一年春节，小平同志在上海并不是像以往一样到西郊宾馆和家人一起共度春节，而是到处视察、听取汇报、发表看法。他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观点，特别是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方面，提出了“不要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没想到这4篇文章遭到了一年左右的批判，有人甚至上书中央，认为改革开放很危险，不要再提改革开放。邓小平一直冷静观察，所以后来北京流传一句话说：“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

　　小平就这样冷静看了一年，直到发表南方谈话一锤定音。

　　近日，记者专访了皇甫平之一的周瑞金。他认为，重温小平南方谈话，就是要让改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流价值观。他对广东解放思想，创新社会管理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建议广东继续先行先试，铺设民众心中的“绿道”。

　　与20年前、30年前不同的是，今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社会改革、行政管理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着力破除的，主要不是“左”的纯意识形态的“画地为牢”，而是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滋生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步步为营”

　　看准问题症结就改，主动改胜过被动改，早改胜过晚改。如果我们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政府还掌握较多资源的时候，不能毅然创新社会管理、适时适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犯历史的错误

　　剥夺富人是一种极端的想法，这不仅不会达到共同富裕，还会摧毁民营经济。我认为只要是合法的财富，就应该保护，而且通过这种保护，激发更多人凭借个人的汗水和智慧，致富创富

　　从小岗村到乌坎村，一以贯之的，是尊重人民群众的自主权。在群众有危有难、有险有乱的时候，书记要走在警察前边，倾听和解决民众诉求；而不是书记躲在后边，把警察推在前边，激化了官民矛盾。

　　今天，广东从放开非政治、非宗教类NGO注册，培育社会组织，到乌坎事件的善后，在南中国形成了政府社会携手化解社会矛盾的新局面，为我们党在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釜底抽薪缔造社会内在和谐与稳定，也正在闯出一条新路

　　周瑞金，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1962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解放日报》，后主持《解放日报》工作，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

　　●南方日报记者

　　段功伟 周虎城 海口报道

　　改革时机

　　改革又到需击猛掌的历史时刻

　　南方谈话2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摩擦也在积累和叠加

　　南方日报：您如何看待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及地位？

　　周瑞金：过来人都还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那几年，是中国改革向何处去的重要历史关头。对改革是“市场取向”还是“计划取向”发生了激烈争论，“计划取向”重新占了上风。比如，当时有一篇调门很左的文章，就提出：“改革问题的核心、焦点、要害是沿着什么方向和道路进行改革的问题”，有一种改革观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有的同志也在抹煞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意义，就在于这位68年党龄的老人，以惊人的胆识，在政治上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经济上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思想方法上提出判断改革合法性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小平同志南下，走一路讲一路，从武汉一直讲到你们广东，这是一趟重启改革、回暖人心的阳光之旅，真是“大音稀声扫阴霾”啊！

　　20年前重拾改革势头，是党心民心军心所向。我想强调伟人对历史走向的推手作用。胡克在《历史中的英雄》一书中提出：“英雄就是具有事变创造性并且能够重新决定历史进程的某些人。”胡克认为英雄的历史作用在历史的交叉点上会最大程度地表现出来，因为此时历史发展的前景呈现出多种可能性。古人云：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

　　南方谈话2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金融危机中成为重要的压舱石，但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摩擦也在积累和叠加。改革又到了需要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从基层社会和网络舆论看，改革有庞大的民意地盘，需要奋发有为，需要凝聚党心民心，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像广东这样重视和推进社会建设，政府和民间力量携手协力解决转型期社会的复杂问题，像当年小平同志所鼓励的：“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解放思想

　　当前解放思想考验政治伦理

　　当前，领导干部是否担得起改革重任，关键不在脑袋，而在屁股。脑袋清明开明并不困难，难在屁股是坐在利益集团那边，还是坐在人民这边，坐在中央政府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边

　　南方日报：您认为当前是否需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如果需要，我们究竟要解放什么思想？

　　周瑞金：我始终认为改革开放是靠解放思想推动的。中国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两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小平谈话是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核心是怎样看社会主义。

　　但是，我们在改革之后没有驾驭好公权力，资本靠市场机制做大，特殊利益集团形成了。因此，与20年前、30年前不同的是，今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社会改革、行政管理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着力破除的，主要不是“左”的纯意识形态的“画地为牢”，而是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滋生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步步为营”。有人拿出一些“左”的大帽子吓唬人，阻碍改革，恰恰是为了维护某些部门和一己的垄断权力、垄断资源，与民争利。

　　敢于和这个利益集团切割关系，是今天思想解放的重要方面。当前，领导干部是否担得起改革重任，关键不在脑袋，而在屁股。脑袋清明开明并不困难，难在屁股是坐在利益集团那边，还是坐在人民这边，坐在中央政府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边。能否通过改革，毅然与不合理的利益关系切割，通过利益关系的重组，让利于民，放权于民，聚拢民心。可见，今天的思想解放和改革，比当年更加考验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和政治伦理。